袁世凯与宿敌日本，人生三阶段“爱恨交加”不止一瞬间

A努力奋斗的我

袁世凯这个人是近代最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人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还有的人说袁世凯为近代改革也做过贡献。但无论怎么评价袁世凯，但袁世凯是近代无法回避的一个人。


同样，从1882年“壬午事变”开始，日本这个刚刚进行了维新变法的亚洲国家，开始对以前的“天朝上国”满清从试探到动武，从赔款乃至到侵华，也是近代中国无法回避的一个国家。
彼人与彼国可谓中国近代史一对“纠缠”：

在袁世凯驻军朝鲜时期，日本对袁世凯持极为仇视的态度，但袁世凯青云直上；甲午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失败时期，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平缓，袁世凯对日采取实用主义方针，两者进入了一段蜜月期；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想要恢复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日本则想攫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又趋于复杂；民初袁世凯任职大总统，日本对袁世凯可谓深恶痛绝；而袁世凯的结局又不得不跳进宿敌日本的一个巨坑，最终身败名裂，人死政息。

初生牛犊 朝鲜监国“小周天”

1882年正好是乡试年，袁世凯虽有捐纳的“中书科中书”在身，但科举一途一直是他的心愿。
他本想参加科举考试，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他也从此与日本结下“孽缘”。
这一年，朝鲜发生壬（rén）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xī）的父亲李昰（shì）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
朝鲜国王李熙

朝鲜兵变的消息传到日本，立即令垂涎已久的日本人大喜过望，马上决定派兵入朝，以武力作后盾，趁机捞上一把。
袁世凯以上国（清）使臣身份，7月12日终于赶在了日本人的前面抵达汉城，然后配合吴长庆（袁世凯上司）智擒李昰应（大院君），连夜将其送往了天津。
大院君一去，乱军无首，自然散去，一场惊天动地的“壬午兵变”就此结束。
日本人也就师出无名，启衅无端，朝鲜局势随之平静了下来。
袁世凯就此在朝鲜扬名立万，并在北洋大臣李鸿章心目中留下印象。


此后的1884年，袁世凯镇压日本策划的朝鲜开化党政变，用1500人对付250人的日本军队，结结实实地给日本人上了一课。
随后10年，袁世凯在朝鲜搞的有声有色，灿烂辉煌，甚至被私下成为“朝鲜监国”，此一经验的累积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实具有莫大的影响，甚至可说这正是他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活动的缩影，而日本对其深恶痛绝，甚至派伊藤博文来华，要求惩处袁世凯。
到了1895年，日本人吸取了教训，利用东学党人起义增兵数倍于清军，袁世凯近乎声泪俱下地给李鸿章去电，表明战争势不可免。日本既已决心强占朝鲜，中国要么主动撤军，要么立刻备战，没有第三条路可选。
李鸿章就此调回袁世凯，这位36岁的朝鲜太上皇，在大清的最后一个属国走完了自己的第一个政治小周天。

袁世凯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一直持续袁世凯在朝的整个时期，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袁世凯在朝鲜的一切苦心孤诣终至化为一场迷梦。这一时期，因为受到日本对朝政策及袁世凯为维护清政府在朝利益与日冲突的双重影响，日本对袁世凯所持有的是一种极为仇视的态度。

长袖善舞 戊戌投机到直隶总督

袁世凯自朝鲜归来后得到李鸿章的赏识在小站练兵，后因练兵有功，升任直隶观察使。1889年12月署理山东巡抚，因处理义和拳得力，1900年3月实授山东巡抚。
到了1901年11月，再因李鸿章去世，迎还两宫署理直隶总督，一步一个脚印，凭借手中的兵权和外交实力，以李鸿章继承人的身份，进入当时清廷的中枢，一步步坚实地成为满清末代头号重臣。


而这一时期日本虽在甲午战争获得胜利，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得日本有如“当头棒喝”。德富苏峰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由三国干涉受到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毕竟是因为力量不足。”
因日本产生对自身力量不足的认识，以及满清百日维新的失败，当日本面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行动步伐加快的局势，日本朝野“亚洲提携”、“中日同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


其对华策略采取的主要是派遣军事顾问及与列强协调外交相结合，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日本来华担任顾问、教习人数的增多，如1901年26人，其中直隶13人；1904年为218人，直隶为85人。
而这一时期在对日认识观上，袁世凯所采取的是向日本学习的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相结合的观念。

比如1902年，袁世凯派遣武卫右军学堂学生55名入日本陆军学堂学习，又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1903年，派遣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历时数月。1904年，向清廷提交了有关日本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制定的军事改革计划书。

总之，中日、日袁之间进入了一段奇妙的蜜月期；不过双方平衡的原因并非互相信任，而是互相利用。
事实上日俄战争期间，清廷所采取的暗中亲日政策即是袁世凯亲手促成。

如1902年，田村怡造与袁世凯“就俄国之事成立秘密协定”、1903年，袁世凯与日本前驻华公使青木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伊吉院吉“秘密接洽”。

这一时期，当时日本企图将袁世凯作为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和赞助者。同样袁世凯也企图利用日本的支持推行他的“新政”，扩充他的军队势力，为独裁掌权打下坚实基础，所以这段时期日本与袁世凯之间仍是处于蜜月期。
误信宿敌 总统复辟死无所

凭借着北洋六镇以及李鸿章外交、洋务继承人的身份，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虽短时间退居二线，但形势严峻时，清廷唯有请其出山。
日本人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往往掀起民国初年的政治风暴。
如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一事，日本人是极为反对的。在1911年10月，袁世凯奉命北上进京执掌权柄之时，就曾发生日本浪人与日本驻华军官密谋刺杀袁世凯，阻其北上之事。
此次事件发生的背后，正是表现出日本人对于袁世凯的憎恨。
尤其袁世凯人生最后两件大事，无不与日本有关。


一件是“21条”。我们曾经普遍认为，“21条”是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象征，
但据当事人曹汝霖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如果说曹汝霖的回忆属于一家之言，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是为史证。从中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三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收到日本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政府要员特别会议，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通告“没有等到预期的外援”，宣布不得不接受“二十一条”的部分要求。袁世凯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

袁世凯最后一句话很有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胡适对此次签约赞许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日本的确没有达到想靠条约侵占中国的目的，只能在20多年后用武力全面侵华。


袁世凯虽然在条约上惨胜老对手日本，但是在1915年底，却终于被这个宿敌拖垮。

1915年夏开始，袁世凯长子袁克定高薪聘请枪手撰写鼓吹帝制的文章和假新闻，让后秘密印刷亲日报纸《顺天时报》，送到大总统府给袁世凯阅读。由于文章的质量比较好，竟然没有引起袁世凯的怀疑。故而让袁世凯产生了错觉，以为国际社会及大部分国民都支持帝制，支持自己当皇帝。现在真相大白，袁世凯气急败坏，用手杖一边抽打袁克定一边骂："逆子，欺父误国！"

虽然已知真相，但袁世凯称帝已是骑虎难下，最终造成了复辟帝制83天的丑剧。
第二年，一代枭雄袁世凯以59岁的“英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枪下，却间接死在了伪造的亲日派报纸手中。


终其一生，袁世凯因对日强硬而起家，利用日本巩固提升自己的权力地位，最终坐上了中国第一人的位置，但也是在其两次权力巅峰——朝鲜监国和民国大总统——因为日本而跌落，一次仓皇回国，一次身败名裂，袁与日的关系，也是1900年前后20年间中日关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