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伦理：日本人为谁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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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255, 255, 255, 0.8)]中国社会鲜有公开场合的道歉举动。开国元老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向文革被伤害老师道歉，并称再不道歉没机会。“道歉”意外成为新闻热词。不过，中国公共议题中，与“道歉”二字长期相伴的关键词是日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印象是：一方面拒绝对历史道歉，另一方面又喜欢没完没了的道歉。
日本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道歉文化？
从日常用语看，日文可能是世界主要语言中，道歉表达最多者。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表现方式话，它在表示道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上罕有匹敌者。
这种复杂性和丰富性源自全社会对道歉的重视。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写各种规格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的工具书。或许可以说，一个合格的日本人，首先必须是懂得道歉的人。
日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但在中日两种文化中生活过的人普遍会认为日本人使用“すみません”的频度极高。
有人曾统计过中日电视连续剧中道歉语的出现频率，发现在样本中，日本电视剧中每小时出现12次道歉语，而中文则出现4次。
当然，道歉语在日语中出现频率较高，也与“对不起”一词所表达的范围有关。汉语中“对不起”主要用于道歉，而“すみません”可用于表示感谢、道歉、请求，或与陌生人打招呼，它和礼貌套语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现象汉语中并不存在。
道歉在日本被看作是一种礼貌行为，经常道歉是一种广为人赞许的有修养的表现。相对而言，汉语中道歉的使用与礼貌、个人教养没有必然联系，而且，经常道歉被认为是一种工作能力差的表现。同时，中国人重“面子”，道歉意味着做错了事情，就没有面子。总而言之，在日本，道歉已与礼貌文化融为一体，常常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来使用。
除了频率，在不同人际关系下，中日使用道歉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学者张群研究认为：总体而言，日本人道歉时更为直接，而中国人较为含蓄，也更多元化。
比如，日本人无论亲疏，表达歉意的频率都很高。而中国人只会在面对陌生人和不太亲近的人时，会选择直接道歉。中国人不太习惯对好朋友与母亲直接说“对不起”，更倾向于用“提出补偿”、“说明、解释”或“表达亲近”等方式代替。对中国人来说，关系亲密的人直接道歉，会显得过于严肃生分，更倾向于用亲近表达、开玩笑来调节气氛。而日本人在道歉时，不管对方亲疏，都尽量直接，而不解释太多——解释得过多会被认为是为自己开脱责任。
另外，中日在地位层级有别时道歉习惯也有明显差别。在上下级关系中，日本人相对较平等，无论对上对下，都会经常说出“对不起”。而中国人上下级关系非常明确，一般只把“对不起”留给上级，对部下直接表达歉意非常少见。
与中国人的道歉习惯不同，日本人除了事后道歉外，还有事前道歉，重复道歉与代位道歉的习惯。
事前道歉用于预知自己的行为会给对方造成不快或不便之时；重复道歉则是一件过去已经很久的事，再次遇到当事人时，仍向对方不断道歉。代位道歉则是上司替下属担责道歉甚至引咎辞职的行为，它是日本文化中，企业组织内部形成家庭化氛围的文化产物，相当于子女犯错，家长道歉担责。新闻中经常出现日本企业基层出错高层公开谢罪的情形，即源出于此。
发达的道歉文化，必然会产生一个与之互为因果的现象——社会伦理对某些行为的容忍度较低。
譬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而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被媒体曝光败露后，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国民“理解”。虽然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但在日本的政治伦理中，也是一种很难容忍的行为。
最近的例子发生在2013年9月，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他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同时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MINOMONTA1967年出道，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日本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MINOMONTA道歉

这种易被中国人认为“过度道歉”的现象，若按美国社会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说法来解释，是别于西方基督教“罪感文化”的日本“耻感文化”的体现，即道歉动力来自“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但也可认为是日本文化传统的“美感文化”使然。——鸠山首相死不“谢罪”坐看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挨到下次选举怏怏下台，他会成为政治史上的笑柄；而影视明星MINOMONTA若“装死”不言语，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扛不住观众电话、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
为了美，不能死得太难看。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它在今天依然会成为令日本人纠结的原因。江户时代的武士，若犯有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是要切腹自戕的。
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虽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但日本社会仍有不少人认为，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并没有人因此承担实体的法律责任。
当然，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道歉后并不能减轻其应担的法律责任，如列车倾覆事故、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公共事件。而上市公司爆出丑闻后，必然会有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记者招待会。而道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必须承担。
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日本政客易“失言”是个广为人知的现象：有时不遵循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甚至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但有些政客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
虽然媒体抓住这些“失言”会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客出台“谢罪”绝不收场，但在道歉文化发达的日本，这种多半无需辞职甚或导致政治生涯终结的“谢罪”，政治成本极低，以致于频频有人以此显示个性。它依仗的还是对民意基础的判断——选民整体上并不认为这是难于容忍的言行。
归根到底，道歉的诚意和方式，其实取决于社会观念和社会压力，在一个有错不为过，或罪错无追究的社会，期待人们对旧事有普遍而真诚的道歉意识，是不现实的。
文/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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