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字存废危机简介(前篇）

吴绍芳6

讲起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居，我们的心绪也许有些起伏不平。而日本邻居其实亦是如此。但无论两家关系如何起伏，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中，受大陆（中华文明）的影响异常深厚。
（图为日本护照封面所用小篆字体书写的“日本国旅卷”）

以文化的载体-语言为例，作为目前除华人圈外唯一仍将汉字作为最主要文字使用的语言，日语不仅拥有2136个常用汉字和占总量达50％以上的汉语词汇（含日本本土创造的汉语式词汇），在语法和音韵方面都有大量明显向汉语借用的痕迹存在。
例如：“馬”一词，发音作「うま（uma）」，按分类应属训读（即日本民族古来自有之读音，不属从汉语借入一类），但其发音明显与汉语相似，若是与汉语南方方言（如粤语）对比，则可知道其发音也应属从汉语借用。
（汉字-儒家文化圈）

对这一现象虽然有日本国语学者试图将之进行严格的划分（把作为外来语的“汉语”跟日本民族语言的“和语”区分），但其并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成果，皆因日语与汉语的渊源之深，已近不可考明。
但纵观其历史，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演化可谓一波三折，其载体的汉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也并非稳如泰山。以下我们就来看看，日本汉字的存废危机。


总体来讲，日本汉字的存废危机主要可以视为有两次，一次是幕末（幕府末年），一次是战后（二战后）。
掀开第一次汉字存废危机序幕的是1866年，前岛密向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上谏的建白书。前岛密在书中提到：国家之本在于国民教育，而要普及教育，必要普及简单的文字文章。
为了普及，要把难于学习的汉字汉文废止，用假名替代，最终使口语和文章一致（即在写文章时不用从中国学习的文言文，而用口语内容直述）。并把当时中国（清）衰落的原因归于使用了难学难解的汉字。
（前岛密—日本邮政制度之父）

稍后，前岛密又在1869年在日本众议院提出了“国文教育施行的方法法”和“废汉字私见书”，把废除汉字这一想法明确于对教育制度的建设提议中。
而在4年后的明治6年（1873），著名的教育家·思想者福泽谕吉也在其著作《文字之教》中提出“汉字使用限制论”，认为应把难懂的汉字的数量限制在二至三千为好。
（现行最大面额的日元纸钞所载人物—福泽谕吉）

而到了1900年，明治政府颁布“小学校令改正”，在普通小学设“国语”科目，限定小学教授的汉字应在政府规定汉字表的1200字之内。
至此，在曾以认识汉字，能写汉文，会作汉诗为荣，热衷邀请中国儒学家为自己的汉文作品题字批改，但却在近代世界格局的影响下大幅转向的日本学界诸多学者的推动下，以由明治政府推行的小学改革为标志，第一次汉字存废危机以“限制汉字使用”这一大致的发展方向落下了帷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教育思想家的理论构建，还是国家法令层面的讨论实施，主要的讨论方向都没有指向彻底废除汉字这一路径。汉字真正的危机还未到来……（未完待续）


▼作者介绍


快乐国际日语讲师
たく老师
日语N1，日本文教大学第二言语习得研究硕士，曾于2018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日韩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学术发表。从事大学中文系助教一年，擅长结合运用汉语(方言)母语及日本社会文化授课。课堂风格轻松愉快，教学重点严谨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