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高储蓄、高投资创造“中国奇迹”，金融改革仍有七大任务

二级yumi

中国金融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中国金融改革有何经验？未来的改革方向又是什么？
12 月 28 日，在 2018 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表示，40 年中国金融发展最大的贡献，就是有效地动员起源源不断的储蓄，并且创造有效机制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支持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支持了中国经济高增长。这也是中国金融部门最值得总结的经验。
李扬表示，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持续转移，这 " 三个转移 " 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而这些要素背后全部依赖高储蓄和高投资的长期并存。
四大因素推动高储蓄、高投资相互支撑
李扬认为，只有动员起足够的储蓄，一个经济社会方能有较高的投资，方能有长期的经济高增长。历史上我国的两次 " 跃进 "，一次 1958 年的 " 土跃进 "，一次 1977 年的 " 洋跃进 "，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大的伤害。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形成有效的动员国内储蓄的机制，来支撑 " 跃进 " 所需的投资，换言之，我国的投资超出了国内储蓄支持的能力，这是非常大的教训。



（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上图展示了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走势，它可以大线条地向大家展示这 40 年发展的的历史。我们用红线将这段历史分为两段，其分界点就是 1994 年。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在 1994 年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 1994 年前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非常大的事情，财政、金融、对外部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体制变化。从那之后，储蓄率始终高于投资率，中间的差额就是对外顺差，对应的就是外汇储备的增长。需要警惕的是，这两条曲线近年来开始接近了，由此导致的很多问题，我们过去都没有遇到过，需要未雨绸缪。中国为什么能够实现高储蓄和高投资长期相互支撑，是一系列体制、机制变化的共同结果，其中，李扬认为，下列四类因素最重要：
1、改革：激发储蓄意愿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储蓄率是很低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储蓄率加速上升，其基本原因就是，我们通过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居民的储蓄意愿。这一目标，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推进渐进式分权改革和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实现；1993 年之后，激发微观主体储蓄意愿的努力，则全面蕴含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之中。
2、金融 " 大爆炸 "
中国的金融 " 大爆炸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个角度就是利率。宏观经济学上，储蓄和投资的调控因子，主要就是利率；利率上升，将极大地刺激储蓄，反之则相反；利率上升，将极大地约束投资，反之则相反。正是利率变化对储蓄和投资产生了相反的激励作用，我们才能找得到储蓄和投资的均衡点。回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能看到，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改革首先就触发了利率变化，长期扭曲地压抑在低位上的资金价格，在改革开放不久就放开了，当然，首先放开的是在民间市场，然后，政府认可了市场上的变化，将利率市场化引为改革的主要任务。归纳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使得储蓄、投资和利率发生变化的因素。比如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比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比如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不断的加深，当然也有制度变迁的迅速和由而引发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第二个角度就是金融业的大发展。我记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初，大家经常说，比较香港和上海，香港是银行比米铺还多，所以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银行比米铺多。现在看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3、创造人口红利：长期、持续的人口转移
如今，很多人讨论人口红利，都较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人口自身上，讨论人口总量、人口结构、以及抚养比等等，其实，人口只是一个第二性的因素，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变化，才能有人口红利产生。
中国的经验告诉世人，人口只是第二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创造让人口就业、流动、取得收入、发家致富的体制机制，则人口就可以提供红利，反之，人口结构再优化，也不可能产生什麽红利。
总之，人口红利形成的必要条件，是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就业、尤其是在经济增加值较高的非农产业中就业。这个过程是通过长期持续的市场化、工业化实现的。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当推首功。大量农业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将导致就业人口的收入显著上升并带动总人口的收入上升，进而引发一个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全部人口的收入上升必将带来储蓄增加的效应，而储蓄的增加又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条件，从而形成一个非农产业就业增加、收入上升、储蓄上升、投资上升、非农产业就业进一步上升的良性循环。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正是为上述伟大的历史运动提供了有效的支撑、提供了充分的润滑剂，有效地引导、润滑了整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变化。
4、工业化引领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是工业化引领的。首先是有工业化，人口聚集，然后再发展城市。而不是像一些南美国家先发展城市，人不知道到哪儿去就业，于是产生了大城市病，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等。近来，很多研究城市化的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这是中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判断。我们的分析显示，正是工业化引领，中国才避免了走其他国家的弯路，这正是成功的经验，这正是中国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社会动荡的根本性原因。
管理金融风险 + 推进金融改革
李扬表示，中国金融业未来的发展主要面临两大类任务：一是管理金融风险；二是继续推进改革，为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服务。
关于管理金融风险，总书记说，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上升期，现在进入了下行清算期。这就是说，今后一段不短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很大，与此对应，我们的金融会比经济下行速度更快的速度收缩，因为 " 水落石出 "，就会不断有很多不良资产暴露。所以，如果说经济下行长期化，那么金融风险也将长期化，于是，管理风险，便成为不可回避的长期的大事情。在全部金融风险中，高杠杆居于核心地位，正如习主席所说，金融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循着这个逻辑，" 去杠杆 " 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非常严峻的任务。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对于 " 去杠杆 " 给出了新的概括，就是，重新回到了 " 结构去杠杆 " 的表述上。这就告诉我们，去杠杆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是长期化了。刚才朱民在演讲中指出了全球债务和杠杆率上升现象，这就是说，对于世界而言，去杠杆都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当然，这就成为极为艰巨的任务。
二是继续推进改革。金融改革现在是拾遗补缺。大致上这七大方面：
1. 进一步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在引导市场化配置资源机制方面还有缺陷，最主要是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曲线这几个基本的资金价格信号还没有最后理顺。
2. 资本市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显著的位置用很强的话语说了资本市场问题。谈到了在现阶段的中国，投资依然要发挥 " 关键作用 "。如所周知，投资就需要资金，需要长期资金，需要权益类资金，于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要性就在投资的必要性上得到了解释。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沿着过去的路发展资本市场，已经基本走不通了，所以，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走一条适合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我认为，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不能仅仅依赖股票市场等类似美国的市场结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的商业银行的资产中，中长期贷款占到 60% 以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有这么高的比重？这说明，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商业银行完成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必须让这样一个事实法律化、合理化，必须基于这个事实来规划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我以为，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和长期信用机构在动员储蓄、促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应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特色。
3. 监管体系，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领的金融监管体系。目前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没有 " 统领 " 的功能，我认为，最近几年国内以及全球发展的诸种事态都告诉我们，值此大变动时代，我们的金融发展和监管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统领、来协调、来综合，否则，就会出现最近几年各自为政，监管共振、一加一小于二的问题。
4. 金融科技，彻底改造传统金融，积极应对全球挑战。目前，在全球竞争中有可能带领我们突出重围的，可能就是金融科技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金融科技犹如前几年的互联网金融一样，也已经有了泡沫化的倾向。这其实就是行政化推动的结果，事实反复证明，只要行政推动，就一定出泡沫，出问题，我们不能再反反复复地犯这种错误了，总之，让市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将为我国未来创造新的国际竞争力。
5. 普惠金融，近年来，人民银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金融发展到今天，不再是一个只为富人服务的一个行当，它必须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金融需求。
6. 发展绿色金融。中央经济工作会里面提到了 " 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 "，其中新内涵之一，就是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绿色发展。
7. 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其推进的步调、战略的协调等等，还需要进行调整。我自己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一个结果，不要人为去推动，更不宜将之放在所有事情的第一位。要积极有为，水到渠成，就是说，不要拔苗助长；要与国内改革相辅相成，就是不要单兵突进。进行这样一些认识和政策上的调整，人民币国际化就能行稳而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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